上世纪50年代，我国几乎完全照搬苏联的科技与教育体制。高校主要从事教学，而科研主要由国立科研院所完成，致使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特别是与基础研究相分离。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许多高校也基本上具备了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但科研和高教体制基本上仍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状态。

  目前，我国科技和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许多国家级科研院所与研究型高等院校在国家科技体制中的定位不清。由此导致了某些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而许多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行业共性的重大应用问题则没有相关单位研究。在绝大多数科技发达国家，基础研究主要是在研究型大学中进行的，应用研究主要是在国立研究院所和有实力的大企业中完成的，试验性开发则完全在企业中进行，国立研究院所和企业通常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以美国为例，约90%的科学院院士都是在大学工作，只有少数是在国立研究院所和企业任职。

  2.我国大多数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都集中在各级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中，研究经费也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支出。企业在决定国家的重大应用研究计划时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太少，导致应用研究课题与生产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3.目前管理科研经费的部门有发改委、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等有关部委，职能和分工都不明确。最近，网上有人揭露一些单位的研究小组，同时承担了十几个研究内容类似的科研项目，这其实已是科技界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产生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

  4.受计划经济管理观念的影响，科技经费管理部门总是按照工程管理的模式管理基础研究项目，总是愿意搞一些有显示度的所谓大项目，完全忽略基础研究的目的、性质和内在规律。不久前，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教授布鲁斯·艾伯特在清华大学作讲演时指出，科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重要的不是钱，而是专心致志和持续的探索。科学并不是商业，不是越大越好，大的实验室不利于创新。他认为，实验室或研究组的研究人员应该限制在10人左右，由完全介入研究活动的科学家领导。

  为了实现在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科研和高等教育体制。具体建议如下：

  根据国家的需求确定基础研究的经费。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通常占研发经费的20%左右。与基础研究相关的经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大部分课题由教授或研究组长独立申请和主持，并加大这类“独立”课题的资助强度；与应用研究相关的经费由相关部委及国立研究院所负责组织分配，但至少一半的经费应面向高校和其他非国立院所中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员，通过竞争的方式分配。

  国立研究院所的研究经费由国家按需要拨款，不应再自由申请经费。精简国立研究所的科研队伍（固定人员）。在国立科研院所中从事与基础研究相关工作的人员，在研究性高校兼职、教学的，才能招收研究生；国立科研院所中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员，应聘用博士后等具有研究经验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研发。

  按照国家的需求，将现有的大学分类：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培养本科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主，教学与研究型大学以培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为主，教学型大学以培养本科生为主。

  按照教学量，严格控制大学教师的编制数。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除指导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外，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工作量不得少于64学时/年；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教师应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

  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中，应配备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以及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工资（现有比例过低）。国立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和公立大学的教师待遇应由国家作相对统一的规定。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王志新